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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中“形跡可疑”型自首的認定

    來源: 2021-09-07 閱讀文本僅需3分鐘

    來源:中國律師網

    作者:康樂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引語

    我國刑法規定,對具有自首情節的犯罪分子依法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因此,在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中,準確認定自首情節對被告人的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實務中,典型自首的認定較容易把握,而“形跡可疑”型自首的認定在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著分歧,也往往是控辯雙方爭論的焦點。


    走私普通貨物案中認定自首的情形與特點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項谷通過對某市檢察院2010 年至2013 年辦理的該市全部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為樣本進行統計結果反映,自首是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中最常見的法定量刑情節之一,對被告人的量刑產生較大影響。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中認定自首的特點是:自首認定比例遠高于其他法定量刑情節;自然人認定自首的比例較高;自首案件處罰較為輕緩;偵查、公訴、審判三方對自首認定分歧較多。(項谷《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自首的認定及適用——以實證研究為切入》,載《政治與法律》2015年第4期)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二審處副處長曹堅、研究室助理檢察員樊彥敏通過對上海法院2010年至2012年的走私普通貨物案數據統計結果反映,走私普通貨物犯罪自首的基本類型大致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典型自首,占自首總人數的50%;第二類是形跡可疑型自首,占自首總人數的45%;第三類是單位犯罪中的視為自首,占自首總人數2%;第四類是特殊自首,即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后或服刑期間供述本人其他罪行,占自首總人數的2%;第五類是原地等待型自首,占自首總人數的1%。(曹堅、樊彥敏《走私普通貨物犯罪自首情節法律適用問題研究》,載《海關與經貿研究》2014年第1期)
      既然“形跡可疑”型自首在認定自首總人數中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實務中就很有必要對該類型自首的認定進行研究,下面我們以案例方式展開評述:
    【案例】
      2011年6月,某海關經數據比對,發現A公司申報進口的皮料價格偏低,即趕赴該公司辦公地開展價格調查(行政調查),A公司總經理陳某當即承認存在低報價格的情況,并打開電子郵件提供了進口皮料的實際成交發票等材料。海關工作人員經預估發現該公司涉稅金額已超過刑事立案標準,遂將此線索移交海關緝私局立案偵查,陳某向偵查人員亦作了如實供述。經查,甲公司偷逃應繳稅額共計人民幣250余萬元。陳某及A公司是否構成自首?
    【律師觀點】
      《刑法》第67條關于“自首”的概念表述是“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根據上述法條,自首的構成要件有兩個:一是犯罪以后自動投案;二是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陳某是在海關行政調查階段如實供述,能不能視為“自動投案”?通說關于“自動投案”的時間節點有以下幾種:第一,犯罪分子犯罪以后,犯罪事實未被司法機關發現以前;第二,犯罪事實雖被發現,但不知何人所為;第三,犯罪事實和犯罪分子均已被發現,但是尚未受到司法機關的傳喚、訊問或者尚未采取強制措施之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 條規定,犯罪嫌疑人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的罪行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
      筆者認為,陳某的行為符合僅因形跡可疑被海關行政調查(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罪行的情形,應認定為自首。第一,犯罪事實被司法機關發現至少要達到兩個標準,要么發現有走私行為,要么發現走私為誰所為。海關經數據比對,發現A公司申報進口的皮料價格偏低,逐對A公司展開價格調查,只是數據比對尚不能肯定A公司存在走私嫌疑,或者走私行為乃A公司所為,需經過調查才能發現是否存在犯罪事實,所以,本案符合上述“自動投案”時間節點的第一種情形“犯罪分子犯罪以后,犯罪事實未被司法機關發現以前。”第二,海關僅僅依據電子數據比對懷疑A公司涉嫌走私,沒有查扣涉嫌走私的貨物,沒有查獲涉案貨物的真實發票,整個證據鏈條還沒有完全掌握,對于A公司而言,面對海關的價格調查,完全可以采取消極應對的態度,但是陳某采取了積極配合的態度,將儲存在公司電腦中的所有數據資料提供給海關,節約了司法成本,從公平原則出發,對于A公司及陳某的這種行為應予以評價。
      實務當中,我們應當結合犯罪分子的走私手段來具體認定是否構成“形跡可疑”型自首。例如,虛假申報型走私,該類型走私常見的犯罪手段有偽報品名、低報價格和低報數量。這類案件的案發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本文案例中所指情形,在海關行政部門調查中發現;二是海關緝私局情報部門發現。實務中,為準確認定虛假申報型走私所偷逃的應繳稅額,就必須知道涉稅貨物、物品的真實成交價格,而涉稅貨物、物品真實成交價格的查證方式就是掌握貨物的真實發票等關鍵性證據。“如果偵查機關已經通過外圍調查掌握真實發票等足以認定涉案單位犯罪的證據,犯罪嫌疑人主動提供的真實發票只是印證其他定罪證據的,或者可以增加認定走私犯罪數額的,不能認定自動投案。反之,即便偵查機關已經立案,但在偵查期間開展調查時,并不掌握關鍵性定罪證據,而犯罪嫌疑人主動提供真實發票等足以自證其罪的相關書證,并如實交代犯罪事實的,則應以自首論。”(項谷《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自首的認定及適用——以實證研究為切入》,載《政治與法律》2015年第4期)
      下面我們從反面來說明走私普通貨物案中坦白與自首的區別:
      在代購型走私(即我們俗稱的“水客”)案中,往往是因犯罪分子入境時被查獲而案發的,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一般查詢時不作交代, 公安人員、邊境人員根據被查詢者隨身攜帶物品的可疑性,犯罪活動規律等方面的相似性, 足以斷定被查詢者有實施走私的重大嫌疑, 并將其帶到派出所或者其他特定場所再作進一步盤查、教育時, 犯罪嫌疑人自知難以抵賴罪行才作供述的, 不能視為自動投案, 可以認定為坦白。
      在筆者經辦的案例中發現,有一種自認為高明的自首情形,實屬坦白。B公司因涉嫌走私普通貨物被查,公司主要負責人以身體不適為由逃避公安約談,事后主動到公安機關配合調查,但是在調查期間又死活不肯供述犯罪事實。偵查人員在審訊中多次對其進行法律、政策教育,并不斷發現其陳述中的破綻或者發現其犯罪的證據,該公司負責人被突破心理防線才作出供述, 因其相對缺少自首所要求的認罪的主動性, 故只能認定為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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