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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證止付那些事兒

    來源: 2021-09-06 閱讀文本僅需3分鐘

    作者: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 蔣琪



    導讀:信用證止付與企業直接經濟利益、人民法院及銀行自身形象息息相關,這就要求局內各方深入研究與信用證止付相關的國際慣例、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等關鍵因素。

      信用證是在國際貿易中發展起來的一種結算工具,是開證行應申請人請求向受益人發出的在“單單相符、單證相符”情況下承擔付款義務的書面承諾。然而,近年來,受人民幣國際化、利率市場化、匯率多變化,以及銀行對金屬貿易為代表的大宗商品貿易融資業務的追逐影響,很多信用證在開立時缺乏真實的基礎交易背景,被不少進出口貿易商異化為貿易融資工具,“融資銅”、“融資礦”、“融資鋁”應運而生,脫離了其本身應有的結算工具屬性。隨之而來,各地人民法院發布的信用證止付令數量激增,而這就要求外貿企業對與止付信用證相關的法律法規、國際慣例、行業準則、操作規程等情況進行深入的了解。
    止付要守“規矩”
      《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2007年修訂本)》國際商會第600號出版物(以下簡稱“UCP600”)是有關信用證的國際慣例。我國人民法院在審理信用證糾紛案件時,優先適用當事人約定選擇的國際慣例,沒有約定的則適用于“UCP600”。我國并沒有對信用證專門立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信用證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信用證規定》”)是目前司法實踐中較常適用的司法解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各地人民法院受理的信用證糾紛案件在短時間內呈快速上升趨勢,但部分人民法院在審理信用證糾紛案件的過程中,特別是在裁定中止支付信用證項下款項的問題上,沒有嚴格執行《信用證規定》的相關規定。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發布了《關于當前人民法院審理信用證糾紛案件應當注意問題的通知》(一下簡稱“《通知》”),重申了應當嚴格執行《信用證規定》,嚴格把握關于裁定中止支付信用證項下款項應當具備的條件以及做出相關裁定的期限。同時,《通知》還特別指出“開證行或者其指定人、授權人通過SWIFT系統發出的承兌電文構成有效的信用證項下承兌”以及“當事人對人民法院做出的中止支付信用證項下款項的有關裁定申請再審,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外,《民法通則》、《合同法》、《擔保法》也是審理信用證糾紛可能適用的法律。上述國際慣例、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共同構成了我國人民法院審理信用證糾紛的基本法律依據。
      具體來看,根據《信用證規定》,除應符合管轄規定和提供擔保兩個程序性規定外,當事人在起訴前申請中止支付信用證項下款項應滿足以下條件:至少符合《信用證規定》第八條四種情形之一;如不采取止付信用證措施,將會使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不存在《信用證規定》第十條的任何一種情形。
    信用證欺詐與例外
      信用證欺詐是指利用信用證機制中單證相符即予以付款的規定,由不法行為人提供表面記載與信用證要求相符,但實際上并不代表真實貨物的單據,從而騙取所支付貨款的商業欺詐行為。當存在信用證欺詐時,開證行的付款責任可在一定程度上免除,此即所謂的“信用證欺詐例外原則”。實踐中,信用證欺詐存在多種表現形式:如受益人使用偽造、變造的信用證或隨附單據和文件,使銀行相信單證表面一致而付款;受益人在根本未將貨物交付承運人的情況下,偽造提單等全部單據從銀行獲得款項;受益人在單據中進行欺騙性陳述,在這種情況下,單據都是真實的,貨物也實際存在,但所裝運的貨物并非信用證上所要求的貨物,或交付的貨物無價值,為殘次品或廢物等。
      在認定是否構成信用證欺詐時,《信用證規定》要求需以“是否構成實質性欺詐”為裁定標準,而一般有關質量或數量上的糾紛,不能與信用證欺詐等同對待。這就要求,在向人民法院申請止付信用證時,申請人應提供充足的證據來證明存在“實質性欺詐”,人民法院也應嚴格審查申請人的證據,并分析是否有適用“信用證欺詐例外原則”的絕對必要性。
      “實質性欺詐”與“信用證欺詐例外原則”往往是決定止付與否的關鍵點。在山東華信工貿公司與馬里卡君運輸(香港)有限公司信用證止付申請一案,以及山東盤古能源有限公司與ASK資源有限公司信用證止付申請一案中,經兩案受理法院山東省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申請人山東華信工貿公司和山東盤古能源有限公司的申請符合法律規定,遂作出止付裁定。對此,議付行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和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均提出復議。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兩案認為,山東省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未對是否存在“實質性欺詐”、“是否損失不可避免”以及“是否存在欺詐例外”予以認定,且未將與信用證有關的相關銀行列為被申請人或第三人,沒有給予其發表意見的機會,基于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最終撤銷了兩案的止付裁定。
    例外的例外
      除“信用證欺詐例外原則”外,廣大外貿企業還應深入研究“信用證欺詐例外的例外原則”。該原則指即使發現存在信用證欺詐的情況,開證行仍須支付信用證項下款項給索款行,即如果存在“信用證欺詐例外的例外”,開證行的付款義務將不會因存在信用證欺詐而得到豁免。“信用證欺詐例外的例外原則”意在保護“善意第三人”。所謂“善意第三人”,是指在信用證項下對欺詐不知情或無辜的已支付對價之當事人。信用證止付令不應針對善意的票據受讓人而為之,因為其地位完全不同于受益人,他們不是基于對出票人的信任,而是基于對開證行信用證的信任才進行議付或受讓的。他們并不擔保匯票及所附單據的真實性,更何況他們對出票人的欺詐行為并不知情,因此,不能認定他們負有疏忽責任,所以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應受到保護。
      在我國,對信用證欺詐的司法救濟,同樣強調在進行司法救濟的同時也要注意對“善意第三人”權益的保護。“信用證欺詐例外的例外原則”出現在《信用證規定》第十條,即“開證行的指定人、授權人已按照開證行的指令善意地進行了付款”,“開證行或者其指定人、授權人已對信用證項下票據善意地作出了承兌”,“保兌行善意地履行了付款義務”以及“議付行善意地進行了議付”。
      對于“信用證欺詐例外的例外原則”而言,如果《信用證規定》第十條的條件沒有得到滿足,而是出現了非善意的議付或承兌,此時,這種非善意的議付或承兌就不應得到保護,信用證項下的款項仍應予以止付,這就是“信用證欺詐例外的例外的例外原則”。
      “善意”是適用“信用證欺詐例外的例外的例外原則”的基本點。在澳新銀行(中國)上海分行訴寧波寧興控股公司等系列信用證欺詐案中,如果澳新銀行(中國)上海分行是善意的議付行,則其可以根據上述條文中確立的“信用證欺詐例外的例外原則”獲得保護,即便存在信用證欺詐的情況,其亦應當得到開證行的付款。然而,澳新銀行(中國)上海分行直接參與了融資套現方式的設計,利用信用證獨立抽象性原則的保護,對虛構的基礎交易采取放任態度,并為了自身收取高額的金融服務費用而向受益人貼現,進而導致該案信用證欺詐嚴重后果的發生。在這一過程中,澳新銀行(中國)上海分行的行為不能被認定為善意,不在“信用證欺詐例外的例外原則”保護范圍內,故人民法院認為該案不適用于“信用證欺詐例外的例外原則”,最終判令終止支付信用證項下款項。
      值得重視的是,在實踐中,認定第三人是否為非善意,需要申請人提供充足的證據。在上述案件中,澳新銀行(中國)上海分行的行為是警方通過刑偵手段所獲得的,從而最終成為了證明其非善意議付行為的有力證據,而這也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很多企業的能力范圍,因此企業在商業活動的整個過程中需本著細致的態度進行審慎的調查與研究,從而最大可能地規避其中可能蘊含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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